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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敘倫:記“六二三”下關事件后的余感

發表時間:  2019-08-21來源:  中國民主促進會河南省委員會

我是下關事件的當事人,而且是所謂蘇北難民的目標。但是因為我的腦筋本來較一般聰明人是遲鈍的,經這番打傷頭部以后,雖則一忽兒過了半個月,我的腦蓋上好像還遮了一幕,多說話,多寫字,后腦就會發痛,所以我對親身經歷的下關事件要寫感想,總是遲遲不能下筆。

    我不曉得,如果真正是蘇北難民,為什么會把上海人民呼吁和平的代表,做他們毆打的對象,尤其是好像我是他們唯一的目標?可以說是絕對不能理解的。

    難民,是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”。就說我們中國,據調查也有四千多萬。難民是由戰爭而產生的,在抗戰時候.我們在淪陷區的各個都是難民。勝利以后,如我還是一個較高級的難民,因為我的生活絕對沒有復員,我們都受不了勝利以后的內戰,我們曉得全國人民也都受不了勝利以后的內戰,才有這次呼吁和平的運動,我們想全國人民決不會不給我們同情的,尤其是四千多萬因戰爭而成為難民的。

    那么,我們為呼吁和平而當代表的,雖則不敢自夸是他們的救星,至少是替他們做了奔走和平的使者,至少他們不會來毆打我們,除非他們別有企圖而不需要和平。

    蘇北難民依邏輯來說,不能例外、但是我們看見所謂蘇北難“都是些有錢的。”那么,至少可以說他們是有錢的難民,可是下關這些難民,是不是真的有錢的難民?因為真的有錢的難民,從他們習慣上說,恐怕不容易請他們出來參加打場呢。

    真正有錢的怎樣會在勝利后反來做難民?自然有人說,這是因為共產黨的緣故。我們在這種內戰里沒有機會去蘇北親歷一下,不能做一個肯定的批判,我們也不能否認在共產黨統治底下,地主和資本家不能不受到影響而有逃亡的可能,但是就士地改革一項來說,國民黨如果實行平均地權政策,地主也要受到打擊的,這種是政治問題。如果內戰停止,走上民主政治的大路,人民需要怎樣的政治,行怎樣的政策,人民有力量有權利來主張的,那么真正是蘇北有錢的難民,也不會得來反對我們呼吁和平的代表,何況竟以打做他們的目的?

    至于我呢,在這些代表中間不過一個,卻被所謂蘇北難民認做唯一目標,大概在他們看來,我是一個領導者。我在半年多來,對國民黨和國民黨的政府,的確下了許多批評,也貢獻了許多藥石,對政治的批評,是國民神圣的義務。這回我在南京,對邵力子先生說到這點,邵先生還說:“政治不好,是應該批評的。”代表里的雷潔瓊先生和蔣主席夫人談到這點,蔣夫人也和邵先生一樣地說法。那么明白的人不會因為這點來對付我的。何況批評政府的正多呢。

    替國民黨和政府貢獻藥石的,象我這樣誠懇地“獻可替否”的正不多,而且我還沒有看見過。但是目標卻看中了我,所以我敢大膽地說,大概在他們看來,我是一個領導者。我是不是領導者,我自己當然沒有這種志愿,因為沒有這種資格;如果他們認為我是領導者,未免高高抬舉了我。但是我敢說這是他們的錯誤,實際上領導者是過去的孫中山先生和現在的政府當局。因為和平奮斗救中國,是中山先生的遺囑,民主是三民主義的神經中樞。現在全國的呼吁停戰和和平解決問題,突現民主,都是遵著中山先生的遺教的。怎樣又說是現在政府當局呢?“還政于民”和“四項諾言”,宣布政協五種決議,都是出于政府當局的口里,現在人民不過要求事實的表現罷了。

    退步說,我真是一個領導者,領導呼吁停戰和平解決問題是錯的?在二十年前,我倒真領導過北方青年到國民黨來。到國民革命的旗幟底下來,和我一樣地為著實現三民主義,為著打倒北方反民主的軍閥政府;那時候我還榮膺了北京特別黨部宣傳部長的頭銜,政治會議浙江分會委員的任務,不想現在呼吁停戰和平解決問題是應該受打的,這真是除了“天王圣明,臣罪當誅”,沒有理解的方法了。

    打了,有計劃的打了,真正的蘇北難民,有這樣的權力,政府當局的地位,應該讓他坐了。然而邵力子先生戳穿地說了:“這是黨里幾個人干的”,“這是政府里幾個人干的”,我們自然很同情邵先生的說話,我們決不冤屈國民黨全體和政府全體,我在南京病院,還受過幾位國民黨政府老輩的代表來慰問呢。

    在我從上海家里到北火車站的時候,見到一張標語,寫著“打倒失意政客馬敘倫”,大概是所謂蘇北難民到上海來貼的。我心里好笑,這樣的標語,太無聊了。

    我的確是登過政治舞臺的人,但是我是以革命黨的資格登舞臺的,我自認為不懂得政治,不配過政治生活的,所以在十九年離開政治舞臺的時候,有一首詩道:“袍笏登場又一回,未酬素志鬢絲衰;身無媚骨難諧俗,從此柴門不再開。”這就算是我的誓墓文吧。

    上年勝利以后,我參加一群人寫封信給政府當局,這封信并未在任何方面發表,有曉得這件事的人,就造是生非,說我要想做官了,我聽到了,也寫兩首詩道:“昂頭向天外,豈有羨魚情!饑渴縈孤抱,艱危賴眾擎;昌言師仲統,養志學逢萌;辦得青門地,言歸事耨耕。此身時積毀,吾德未光明;就夏阿衡志,歸明誠意情;志士終難測,青山有舊盟;寄言長舌婦,且莫妒傾城。”

    凡是政客,都是以做官弄錢為目的的,我的做官,真是“席不暇暖”。如想做官,機會也有,尤其敵偽時代,偽朝權貴,不是朋友,就是后生。老實說,只要不學楊鐵厓甘做老寡婦,食指一動,五院的院長抓—個來做做,非但不是難事,而且還會有人”倒屣相迎”呢。可是我也做過北方抗日救國會的領導者,我要堂堂地做個人,我決不再希罕一官半職!

    這回在南京,還聽說有人想把我弄到政府里,以免我再和國民黨距離更遠,這也是把我看做失意政客吧。我想一個執政的政黨,最要緊的是把他的主義拿來實現,這是收拾人心的要訣。如果不把他黨的主義來實現,更弄得政治不像政治,貪污的事情,愈鬧愈大愈多,還要違背了人民心理,一味想拿打仗來解決不是打仗可以解決的問題,這是自殺的法子。

    但是他總不覺悟到達一點,看到意見和他不同的,都認為是反對他,都認為被他的敵黨利用,做他的敵黨的尾巴,第一、把環境弄不清楚;第二、把人們人格都看輕了。自然,也保不定有失意政客在找機會,想得一官半職,被他們看出了,就以為人們都是這樣的。但是我可擔保,我們這些人百分之百是熬苦受難,自己有主意,為了愛國而結合的,都不會為一官半職而動搖的,只要政府順從了人民所希望的,也就是國民黨應該實行的,大家都不會和政府為難的。否則你會張開眼睛,見的都是你的敵人,你會把忠于你的都和你分手,或者竟被你驅逐到你的敵黨那方面去,而你收拾去的,只是一班失意政客,增加了你本質上的霉點。

    這次下關事件,就是在政府的人們,都說笨得要死,都說不成事體,如果真是邵先生說的:“這是黨里幾個人干的”,“這是政府里幾個人干的”,那么,黨的當局政府當局曉得!曉得還成政體?不曉得,正應了一位”政府大僚“說的當局現在勢成臃腫了(意思是古人說的“尾大不掉”),那么還辦得了?

    這次下關事件,分明是政府替民眾做了大宣傳,一直傳到世界的每一角落,真是“出人意表之外”。在我的理想,上策,我們到了南京,政府當局在第二期停戰限期轉眼要滿的時候,正好拿我們做了橋梁,把一副重擔子按在我們肩上,一路順風地開出一只民主航船,把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政策在適應人情的情況下實行了,拿全民政治來抵制了階級斗爭,國民黨安穩地把握住了前途,叫八臂哪吒的共產黨,自然地也就了政黨之一的地位。

    至于解放區和東北問題,橫豎一經實現民主,土地不是任何黨能私有的,軍隊真正國有了,這些問題由人民總投票解決他,沒有武力做干涉的后盾,人民自由意志來投票,不見得共產黨一定勝利,國民黨一定失敗。

    就是不這么做。對于我們的入京,客客氣氣地招待,誠誠懇懇地商量一番也好,敷敷衍衍地應付一番也好,手無寸鐵的八九個代表,政府有什么難以處置?這是中策。

    至于下策,自然是重演較場口滄白堂的一套了,不想上中兩策都不行,偏偏愛用下策,這就沒有話說了。但是吃苦的還是政府,還是國民黨,拿秤來稱一稱,恐怕不合算。

    這件事件算過去了,政府還有一點聰明,把警察官吏不痛不癢地辦了一辦,自己遮了一遮眼睛,但是當時拿到的嚴一萍等八個打手,據前兩日某報上說,因為原告拒不作證,將認為無罪,這卻奇怪了。八個打手的被捕,是當時軍警捕獲的現行犯,不是被打的人請求逮捕的,當時被打的人,傷的傷得無避處,像死尸的像死尸地躺在地上,頭昏眼花,曉得誰是打手;滿屋子的打手,你一拳,我一腳,誰是打的,誰是不打的,被打的從哪里去分別他的!捕人的軍警當然看見他們動手,才逮捕的,那么原告就是軍警,其實軍警送到法院,法院提起訴訟,檢察官就是原告。

    這件事完全是政府自己維持法律的問題,如果這些人不是打手,軍警就要負責任。總之與被打人無干,被打人不是原告,就無所謂拒不作證了。

    愚笨的軍警為他們自己的責任,逮捕這八個人,自然使指使的人們為難了,之后那原告拒不作證的由頭來開脫他們。

    從這件事,我們又可以測量測量政府此后的態度,但是我們還聽見某方面又在上海某處組織打隊六十隊呢。且看吧,國家要在這樣地打風下造成一個什么樣的局面!

 

(摘自《馬敘倫政論文選》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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