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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紹鏊:我一生中的政治活動

發表時間:  2019-08-21來源:  中國民主促進會河南省委員會

 一、辛亥革命時期參加政黨活動的回憶

 辛亥那年,我正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國,開始參加政治活動,以后又參加國會的選舉,當選為眾議院的議員。因此,對于辛亥革命時期一些政黨的活動情況,略有所知。但究竟事隔五十年,加以自己當年寫下的兩卷大事記,在一九四一年日寇攻陷香港時,和放在九龍寓所的其他書籍一起,都已化為灰燼。所以只能把目前所能夠想得起的點滴回憶,寫在下面。

 中華民族聯合會和統一黨的成立

 清朝末年的知識分子,除了革命派和君憲派外,還有相當多數處于中間狀態的人。在留日學生中,屬于中間狀態的也為數不少。他們學過一些資產階級的法政,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政治和責任內閣制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。他們最初雖沒有參加革命的組織,但以后看到清朝政府并無立憲的誠意,其中大部分人逐漸傾向于革命,終于轉到革命派這方面來了。

 一九一一年,武昌起義之后,各省紛紛獨立,清朝政權已呈土崩瓦解的局面。這時,章炳麟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民國聯合會(以下簡稱聯合會),以各省聯合起來、建立統一的中華民國為號召。我在上海見到了章炳麟。他一見我,就要我擔任聯合會的交際科主任干事。

 章炳麟原是光復會的首腦人物,又是當時譽滿全國的文學大師。孫中山先生、黃興等在日本把興中會和華興會合并成立同盟會時,曾吸收光復會參加,并推章為同盟會機關刊物——《民報》的主筆。孫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后,我陪同章到南京謁見孫先生,一同在座的還有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孑民先生。章對孫先生說:“各省雖已先后獨立,但同時也形成了各自為政的局面,情況十分復雜,需要有一個聯合的組織,把各地的革命力量團結起來,才能對付袁世凱。”可見章發起成立聯合會,原來的意圖是擁護孫先生的。不料上海的都督陳其美為了爭權奪利,瞞著孫先生,暗中指使蔣介石刺死了光復會的軍事領袖陶成章。這件事發生后,章對孫先生起了疑心,袁世凱挑撥離間的毒計也就有了施展的機會了。

 這時,袁世凱的野心已經日益暴露,而各地的革命力量正是他篡奪革命果實的主要障礙。面對這個形勢,他一方面以北洋軍進攻武漢,想迫使革命軍接受議和條件,從而扼殺革命;一方面采取各種陰險毒辣的手段,對革命派施展拉攏分化的伎倆,以擴大他的權勢,削弱和瓦解革命的力量。在革命派力量,不僅各團體之間有著這樣那樣的矛盾,就是在同一個組織內部也是互不團結的,而其領導人對于這種情況竟聽之任之,沒有想盡辦法去求得革命力量的團結,這就給了袁世凱以可乘之隙。正因為如此,聯合會和以后的統一黨,都不可避地成為袁世凱獵取的目的物,并且確實被他所利用。這是我初出茅廬參與政治活動所遇到的最痛心的一件事情。

 聯合會成立于一九一一年(辛亥)冬,總部設于上海。會長章炳麟,下設總務、文牘、交際、會計四個科。其人選是:總務科主任干事孟森、副主任干事黃云鵬,文牘科主任干事王伯群,交際科主任干事王紹鏊,會計科主任干事張弧。一九一二年,聯合會又與一些小政團合并為統一黨,總部的各科人事照舊。據我事后了解,張弧是袁世凱派進來的奸細。張是熊希齡的人,也是袁世凱的親信,袁就是利用熊的關系介紹張混入聯合會的。聯合會和統一黨的經濟權一直操縱在張弧手里,其經費表面上說是從方面募捐得來,原先我對此深信不疑;以后隨章先生到北京,從各方面的接觸中,了解到一些政治內幕,才知道我們所花的可以說完全是袁世凱的錢。袁世凱的另一親信王賡(即王揖唐),經常與張弧秘密來往。合并為統一黨后,袁世凱又利用趙鳳昌(字竹君)去拉攏張謇。趙江蘇常州人,原是張之洞幕府中人,以后做了統一黨的參事。張謇本與袁世凱有過一段師生關系。袁隨慶軍領吳長慶到朝鮮時,張是吳的幕僚,曾受吳之命教過袁的詩詞和八股文。但袁做了北洋大臣之后,就改稱張為“仁兄”,不以師禮相待。張因此對袁很不滿。然而,張本身也有弱點。他打著“實業救國”的招牌,和歷任兩江總督拉得很緊,在江蘇挪用公款辦了許多企業。在武昌起義以前,最后一任兩江總督張人駿對他非常不滿,大有威脅他繳還公款之勢。他為此遑遑終日,寢食不安。到了清室即將全面崩潰的時候,張謇就乘機策動程德全宣布獨立,此舉既是為公,也是為私。以后在程德全任江蘇民政長時,有人在民政公署內放火焚毀了有關公款出入的檔案,挪用公款的事情竟以不了了之。袁世凱最喜歡利用有弱點的人。究系何人放火,固然是一個疑案,但袁之所以始終不追究此事,正是拉攏張謇的一種手段。

 聯合會和統一黨的成員,大多是處于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,主要是江、浙兩省的人,四川、云南、貴州幾省的人也較多;其中不少是章炳麟的學生,更多的人則是仰慕章的名望而參加的。

 統一黨做了袁世凱的應聲蟲  

 一九一二年,南京臨時政府成立,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,宣告中華民國成立。但不久,孫先生又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務,推薦袁世凱繼任。這主要是由于當時的妥協派占了上風,對北洋軍閥的力量估計過高,同時對袁又抱有幻想,遂使孫中山先生陷于重重包圍之中不得已而辭職。最后孫先生在辭職的咨文中提出了三個附帶條件,想以此約束袁的政治野心。其中關于臨時政府設于南京、新任總統必須南下就職的問題,成為孫、袁雙方最后爭執的焦點。老奸巨猾的袁世凱制造種種借口,不肯離開北洋派勢力根深蒂固的北京。在這個問題上,統一黨和其他妥協派、妥協分子一樣,唱著和袁世凱同樣的調子。他們害怕南北談判破裂,于是隨聲附和,也叫喊定都北京,實際上是不知不覺地做了袁世凱的應聲蟲。

 統一黨的這種妥協性不是偶然的。統一黨的成員,包括我在內,大多是受了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,念念不忘在推翻清朝政府之后成立國會,并訂出一部“象樣”的憲法來,以為這樣就實現了民主,國家可以富強了。抱著這種想法的人,不僅認識不清袁世凱的反動本質,反而對他有種種幻想,只要袁略施花招或稍加壓力,便妥協屈服了。

 統一黨改組為共和黨時的內部分歧 

 參加統一黨的人,正如上面所說,大多是處于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,但其中也有偏左、偏右之分,更何況有些人本來就是反動勢力的代理人。因此,統一黨的內部斗爭,也是不可避免的。我和章炳麟的學生四川人黃云鵬等志趣相近,意氣相投,當時自稱為“少壯派”。在對待袁世凱的態度上,我們和張弧、孟森等人很不相同。我們始終主張限制袁的權勢,不讓他的野心得逞;但由于本身的局限性,加以社會經驗不足,把問題看得很簡單,以致幾次斗爭都遭到了失敗。一九一二年上半年,當統一黨將要和國民協進會、民社等政團合并組成共和黨時,統一黨內部就發生了激烈的爭執。爭執的焦點在于究竟與國民協進會合并呢,還是與統一共和黨合并?當時的情況是:袁世凱為了擴張他的權勢,企圖把一些政黨抓到自己的手里來。以籍忠寅為首的國民協進會,其后臺是梁啟超,梁是完全擁護袁世凱的,籍派人來和統一黨聯系合并的事,其動機可想而知。統一共和黨是宋教仁領導的,其成員大多是同盟會會員。宋當時是袁政府的農林總長,因為要搞議會政治,也很想加強自己的政治力量,但是,有一個時期同盟會中一部分人反對改組為政黨,所以他希望把統一共和黨合并起來。宋為此事曾到上海和章炳麟密談過好幾次。統一黨在改組成立時,吸收了許多青年知識分子,這也是統一黨被袁世凱和宋教仁看中的一個原因。在統一黨內部,章炳麟和我們這些“少壯派”不愿意完全成為袁世凱的政治工具,主張與比較進步的統一共和黨合并,不同意與國民協進會合并,張謇、熊希齡、張弧、孟森等人的打算,恰恰和我們相反。在這一場斗爭中,同我們“少壯派”站在一邊的是少數,加以經濟權掌握在張弧等人的手里,章炳麟也無能為力,結果還是決定與國民協進會、民社等合并,組成共和黨。共和黨成立后,推黎元洪為理事長,章炳麟、張謇、梁啟超等為理事,并在北京成立了共和黨本部。以后,宋教仁的統一共和黨并入了國民黨。事后我這樣設想:如果統一黨和統一共和黨合并組成政黨,使為數眾多的處于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跟著革命派走,中和左的兩種力量匯合在一起,則以后情況的演變,可能有所不同,或者袁世凱還不敢那樣過分為所欲為。當然,這也許是我的一種天真的想法。

 因為我反對統一黨和國民協進會合并,便脫離了共和黨本部。那時我十分迷信議會政治,一心想當議員,就繼續待在自己的家鄉——江蘇,不愿意到別處去。不久,莊蘊寬任江蘇都督,找我去擔任都督府外交司第一科科長。不到半年,參、眾兩院選舉,因為現任官吏不能競選,我便辭去了這個職務。莊蘊寬為人比較開明,我和他來往密切。后來袁世凱于一九一四年召開約法會議,六十個約法議員中,五十九人主張總統制,只有莊一人主張責任內閣制,他的這個主張,也許是受了我的一些影響。

 袁世凱為了進一步拉攏章炳麟,特地打電報邀請章到北京去“商談國是”,又派專人(大概是王賡)來滬迎接。我和黃云鵬等人隨行。到京后章受到袁十分隆重的接待,并且給了他一個東北籌邊使的名義。章不知道這是一個有名無實的官銜,還向袁要了一萬元開辦費,到吉林走馬上任去了。他到東北后,無人理睬,碰了一鼻子灰又回到北京。

 共和黨成立后,統一黨中一部分與“少壯派”關系密切的地方組織,有一段時期保持了獨立,沒有和共和黨發生組織關系。袁世凱把章炳麟請到北京后,王賡曾召集北京的統一黨員,請章向他們演講。原先我們還以為北京的統一黨也保持了獨立,沒有并入共和黨。但我們在北京住了一個月后,才弄清楚北京的統一黨完全是王賡一手搞起來的,不過打著章的招牌而已,實際上和章毫不相干。它不但沒有保持獨立,而且是替袁世凱收買國民黨黨員的機構,到國會選舉以后,又成了替袁收買國民黨議員的機構。那時,宋教仁住在北京西郊三貝子花園(即現在的動物園),我常去看他,有一次,宋先生對我說:“現在情況既已如此,你們還是并入共和黨吧!共和黨內有比較進步的民社,而統一黨還有不少青年人,雙方齊心協力,還是能夠推動共和黨為革命做一些工作的。同盟會方面,現在大家都已同意改組為國民黨,你們并入共和黨后,將來和民社在一起,可以和國民黨互相提攜。”我回到南方,便把宋教仁的主張以及在北京的見聞,對蘇州的金天翮等幾個保持獨立的地方組織的負責人講了,并建議他們不必再保持獨立。后來這幾個地方組織也并入了共和黨。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,宋教仁在上海車站被袁世凱派人暗殺,過了兩天因傷重去世。我和鈍初先生平時過從甚密,他給了我許多教益。他的被刺,使我感到萬分的悲痛。

 競選議員的活動情況 

 一九一二年年底,參、眾兩院開始選舉。會議院議員由各省省議會選舉,每省十人;眾議院議員由各省分區選舉,名額按照各省各區的人口和納稅多寡比例分配。在選舉中,我發現有賄選的情況。以共和黨方面來說,因為我不贊成統一黨與國民協進會合并,就受到共和黨本部的排擠,各省提“少壯派”的名,共和黨本部總是通不過。“少壯派”幾乎都是地方上選出來的,我就是得到同鄉金天翮、金祖澤、錢崇威、費樹蔚等老先生的支持而當選為眾議院議員的。在當選的過程中,我還幾乎被共和黨本部所排擠,地方上提了我的名,而共和黨本部的特派員某人就來同我商量,要我退讓,放棄競選,我的朋友都不答應。接著,他們又派人到我的老家吳江縣去收買我的選票,據我所知,吳江盛澤鎮就有五票被他們收買去了。共和黨哪里有這許多錢來進行賄選呢?無疑是袁世凱用勾結帝國主義搞來的大借款在幕后作祟。

 當時的競選活動,除了一些人暗中進行賄選外,一般都采取公開發表演說的方式。我在江蘇都督府任職期間,曾抽暇到江蘇的蘇、松、太一帶作過四十幾次的競選演說。競選者作競選演說,大多是茶館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場所里。競選者帶著一些人,一面敲著羅,一面高聲叫喊:“××黨×××來發表競選演說了,歡迎大家來聽呀!”聽眾聚集后,就開始演說。有時,不同政黨的競選者在一個茶館里同時演說,彼此分開兩處各講各的。聽講的人大多是士紳和其他中上層人士。偶爾也有幾個農民聽講;但因講的內容在他們聽來不感興趣,所以有的聽一會兒就走開了,有的坐在那里也不聽。那時的選舉有許多限制,例如,沒有一定數目的財產,就不能參加選舉。競選者知道勞動人民不能參加選舉,也就并不把注意力放在他們身上;所注意的只是那些士紳之類的人。由此可見,當時從事政黨活動的人,所爭的民權實際上只不過是“紳權”而已!這些來自士紳階層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,所聯系依靠的也是士紳階層,同廣大勞動人民是根本隔絕的。正因為這樣,他們很容易被袁世凱這樣的人所利用。

 進步黨完全成為袁世凱的御用黨 

 共和黨組成后,在臨時參議院中還不是多數黨。一九一三年春,袁世凱想在國會中建立一個他能操縱的、足以壓倒國民黨的多數黨,從而控制國會,為所欲為。因此,他又進一步策動共和黨,同以湯化龍、林立民、蒲殿俊等人為中心的民主黨,還有王賡一手搞起來的統一黨,合并為進步黨。這個黨終于在五月二十九日組成,仍以黎元洪為理事長,熊希齡、張謇、湯化龍、梁啟超等人為理事。這個進步黨完全是袁世凱的御用黨。

 在這次改組中,共和黨內部又是意見分歧,再一次引起激烈的爭執。以前反對統一黨和國民協進會合并的“少壯派”,這次同民社的人站在一起,堅決主張與國民黨提攜,共同監督袁世凱的同國民黨相對抗的御用黨。持這種意見的,共和黨中有議員八十余人。其中以四川、江蘇、湖北三省的議員居多,計四川有黃云鵬等近二十人,江蘇有王汝圻、徐蘭墅、胡應庚、解樹強,王紹鏊等十余人,湖北有張伯烈、時功玖、胡鄂公、胡祖舜二十幾人,另外還有其他各省的議員二十人左右。這八十余人,約占參、眾兩院議員的十分之一,是一個不小的力量。其中湖北的二十幾人,大多是和武昌起義有關系的民社社員,比較進步,又擁護黎元洪,所以也不同意合并。爭執的結果,我們這一部分議員保持了獨立,沒有合并到進步黨里去,并且抓住原有的共和黨本部不放。有人稱它為“新共和黨”,其實是沒有并入進步黨的“老共和黨”。由于共和黨的分裂,袁世凱想使進步黨在國會中成為多數黨的企圖始終不能實現。在這種情況下,袁世凱只有繼續從國民黨內部去收買一些議員,另外成立一些小政團,供其使喚。例如,劉揆一成立了相友會,梁士詒成立了公民黨,孫毓筠也成立了××會(已忘其名),等等(其中劉、孫都是同盟會會員)。這些都是替袁世凱收買國民黨議員的機構。同時,這樣一來,進步黨的議席同這些小政團的議席加在一起,袁世凱才控制了多數。

 民憲黨活動和國民黨、國會被解散 

 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,袁世凱以武力統一南方各省,但當時國民黨仍合法存在,國民黨議員還照常出席國會,因為這時袁還要利用他們選舉自己為正式總統。“大總統選舉法”是“憲法”的一部分,不能先行單獨公布,但由于袁世凱利用十四省都督聯名發電提出先選總統的建議書,對議員施加壓力,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眾議院作出了先選總統的決議,以后參議院也于九月八日議決表示同意。袁世凱的這個無理要求之所以能夠在國會通過,除了被袁操縱的一批議員起了作用外,也是一部分議員妥協的結果,他們對議會政治入了迷,以為反正國會能夠約束袁的所作所為。在這個問題上退讓一些也無妨。事實和他們想象的恰恰相反,袁世凱登上正式總統的“寶座”后,更加毫無顧忌,終于把國會一腳踢開。袁不久就借口憲法會議直接公布大總統選舉法,與臨時約法、國會組織法的規定不符,認為這樣做侵犯了總統的職權,向國會提出質問。接著提出了“增修約法草案”,以圖擴大總統權力;同時又派代表要求出席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會議,結果都遭到拒絕。到這個時候,袁就公開露出他的猙獰面目,通電各省都督和民政長,說“憲法起草委員會由國民黨議員操縱把持”,“形成國會專制”,以制造解散國民黨、解散國會的輿論。袁的狐群狗黨在他的授意下,大罵憲法草案“荒謬絕倫”,國民黨議員是“國民公敵”并提出解散國民黨、解散國會的荒謬主張。

 那時我天天到天壇去參加憲法起草委員會的起草工作,搞了約有半年的時間。在這個期間,憲法起草委員會中進步黨議員汪榮寶、丁世鐸,國民黨議員張耀曾、谷鐘秀、湯漪,還有共和黨議員黃云鵬、解樹強等一部分人醞釀成立民憲黨,其主張是擁護憲法草案,擁護民主,認為國會議員除名應由國會自行決定,不受外力干涉。但我覺得應當先把憲法搞出來,勸他們不要在這個時候有所行動;如果這樣做,適足以招致袁世凱制造新的借口,攻擊國會,阻撓憲法起草工作的進行。與此同時,國會選舉眾議院的全院委員長,國民黨議員張耀曾當選。其實,這個委員長的職權不大,不過辦些事務性的聯絡工作。但袁世凱聽說國民黨議員當選了此職,大驚失色,竟說:“怎么,國民黨的勢力還是這樣大!”于是他下定決定解散國民黨,解散國會。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袁發出解散國民黨的命令,派出大批軍警包圍北京國民黨支部,并在深夜里到每一個國民黨議員家里去搜繳議員的證章、證書,共得三百余件,計算下來,兩院議員仍夠得上法定人數,還可以繼續開會。接著,第二次派出軍警,把以前曾參加過同盟會、國民黨而后來已被袁收買為相友會、公民黨等黨派的議員證章、證書搜繳回來。然而,兩次搜繳數還是沒有超過兩院議員的半數,于是又第三次派出軍警,把二次革命以前已經聲明脫離國民黨的議員的證章、證書也繳回來,這樣才使國會因不足法定人數而無法開會。不久,國會兩院議長即宣布停止議事。民國以來第一次成立的國會就這樣被袁世凱拋棄了。

 以上回憶雖系一鱗半爪,但不難看出:竊國大盜袁世凱醉心于實力政治和獨裁統治,當他還需要政黨、國會作為“民主政治”的點綴品,或者這些東西還可以作為他的御用工具時,他還是用盡心機,不惜工本,要把它們抓在手里;當他不需要政黨、國會時,就把它們一腳踢開。同時,也不難看出:在半殖民地、半封建的舊中國,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潮影響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,不論向君主專制政府要求君主立憲,還是向封建軍閥政府要求民主立憲,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;而且由于他們同封建主義、帝國主義勢力既有矛盾,又有密切聯系,就使得他們非常軟弱和動搖,有很大的妥協性,容易被反動統治者所利用,成為反動統治者的政治工具。他們本身既沒有多少力量,在當時的條件下,又必然脫離勞動人民;他們依靠的只是士紳、軍隊,特別是對外國帝國主義者抱有很大的幻想,所以不可能領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徹底的勝利。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歷史任務,只能由中國的無產階級通過其先鋒隊組織——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來承擔。

 二、參加無產階級先鋒隊以后

 三十年代我在武漢上海雖然買了一些馬恩列斯的理論書籍自學,但在理論認識上是不深刻的,后來是得到好友——湖北大冶黃申薌同志的幫助,才逐步有所提高。記得我當時年青好勝,喜歡與別人談理論,談政見,我與黃氏每次見面總是進行劇烈的辯論,但他的熱忱和卓識,不得不使我欽佩,從而對他很尊敬。我們談到國際問題時,他源源本本地說明一國政治,在世界上決沒有孤立也沒有中立的道理,不歸資本主義即歸社會主義,將來必然地會形成兩大陣營。這是第一點。他又說,凡革命政黨沒有嚴格鞏固的斗爭組織,沒有鐵的紀律,萬萬沒有成功的希望,只有列寧、斯大林黨的斗爭組織最為嚴格鞏固,有鐵的紀律,這是第二點。他又說,辯證法決不是機械論,也不是教條主義,理論搞通了就會活用,這是第三點。中國的徹底革命,不能依靠資產階級,只有靠無產階級做主力軍,并通過其政黨,中國共產黨來領導,中國的革命才能取得徹底的勝利,這是第四點。經過與黃申薌同志多次的談論,使我思想豁然開朗,對他提出的問題我考慮了好久好久,最后下決心,向他提出參加共產黨的組織。黃申薌同志為我的入黨介紹人,我進行了入黨宣誓。這是一九三三年。

 聯合地方軍力、抗日倒蔣

 入黨后我的組織關系歸黃申薌同志聯系,在他的領導下工作。根據黨的指示赴港粵策動陳濟棠和他的部隊參加抗日倒蔣運動,并聯系陳濟棠和鄒韜奮、黃申薌見面,后來我的組織關系轉由錢納水同志領導就與黃不發生聯系。

 不久,又奉命赴北方去聯系閻錫山,勸說他加入抗日倒蔣的陣營,并聯絡孫殿英以為響應。結果未能如愿。

 民國廿五年(一九三六年)六月十六日,我在浦口過江時,被中統徐恩曾部下的特務,用綁票式的手段,將我逮捕,秘密拘禁于南京城內燈籠巷的第二招待所。他們對我百般威脅利誘,終不為所動,我也未暴露自己的身份。到九月十六日又將我移禁于城外吉祥村反省院內“中央黨部政治未決犯羈押室”,他們從我身上也未撈到什么“油水”,直至翌年“七七”事變以后,全國人民要求釋放政治犯時,我才于八月四日被釋放。

 出獄后,我即設法找到黃申鄉同志,將在獄中情況向他匯報,過了一段時間,黃即將我的組織關系轉交上級金同志領導,組織上決定我此后不得再與黃聯系。接受金同志領導后,就將我在工作中發展的關系也都交給組織上領導,我與他們也不發生關系。

 組織太湖游擊隊并到港滬活動 

 一九三八年間,我到太湖一帶組織敵后抗日游擊隊,利用各種關系,團結各方面的力量,在敵后活動,我們黨也派了一部份黨員骨干到部隊領導、改造地方上的游擊隊伍,哪知一九三九年春,我們所聯系的程萬軍游擊隊伍突然叛變,我們的隊伍正在浙江胡溇與湯溇(屬湖州南潯地區)一帶開會,被國民黨嘉善縣保安大隊所包圍,我們黨派去的丁秉成同志、錢康民同志等數十人全部犧牲。我們損失是很大的,事發后給我們工作上帶來很大困難,死者的家屬,老老小小,哭哭啼啼,生活需要我們安排,我們不能不很好地安撫死者的家屬,費了很大的氣力,總算將死者家屬安排好。

 過了一段時間,金同志去延安,上級派一位姓李的同志來領導我,用通信方法聯系,一個月后,李同志寫信約我見面,他告訴我,我在上海可能暴露了,需立即轉移,組織上決定要我去的地方可以選北京、重慶、香港,經過研究我決定去香港。到香港后,接受潘漢年同志領導,由潘介紹徐明誠同志和我聯系。當時組織上交給我的任務是搞情報工作。在這段時間里我擠出時間學習俄文,補修英文,同時又教幾位同志及小朋友學習日文。

 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,日本帝國主義者突然向香港發動戰爭,我于是日清晨接到徐明誠同志的通知:“立刻過海,除換洗衣服外,其他東西都不必帶”。過海后見別人都帶有兩三個皮箱,我也就想回去拿點東西,未得許可,去打電話托九龍的親友幫忙,到處電話打不通。一般東西丟掉,我覺得沒有什么,最痛惜的是我辛苦聚集的藏書及我從民國元年(一九一一年)起所寫的大事記兩巨冊,這是無法去補償的損失。九龍、香港被日軍占領后,我和徐明誠同志的一位老師名叫王人麟(號邁群)同住于灣仔道。

 一九四二年春,葉文津奉潘漢年同志命,以上海新聞記者的身份來港觀光,潘漢年同志改姓顏,他已在上海通過袁殊的關系和巖井公館取得聯系,再通過巖井的關系和香港副領事戶根木聯系,戶根木的代表系小泉清一,我當時奉組織之命,代表老顏(即潘漢年同志)和小泉清一來往聯系,后爭取到他的幫助領得船票,于四月三十日由香港出發到上海。王人麟全家及老太爺等同行。五月八日到達上海,和王人麟分別,老太爺和一位女同志就住在我家。為了保護組織核心領導的安全,我的一舉一動便不能不特別謹慎小心。從一九四三年起我秘密地赴亞爾培路俄文教授處學習俄文外,其他的時間,就經常打入敵偽分子周圍,跟他們有所來往,目的是為了搜集情報。另外打入敵偽組織里面的是鹽務署署長阮毓麒同志,他是淮安人,是在金同志領導組織時我發展他入黨的,他對組織是忠誠的,每次布置他的任務,他都如期完成。他對于財政稽核的業務精通,經驗豐富,頗有專家的聲譽。為此組織上才決定他打入敵偽組織的財政方面,一方面是為了搜集敵偽的情報,另一方面也可以為黨籌措一些經費。

 我在香港期間,阮毓麒同志關系由小李領導,我回上海后,組織上決定仍舊要我領導他,我們相處得很好。不久他與我商量把浙西鹽務管理局的一缺,讓組織上推薦一位熟悉鹽務而又忠實可靠的朋友去擔任,經過請示后,我推薦了周君卓人去當浙西鹽務管理局局長,以后周君源源不斷地接濟我們經費,直到日本人投降為止。阮毓麒同志由我們派人護送他去解放區淮安,據說后來死在淮安老家,甚為可惜。

 抗日勝利后推動民主運動

 日本投降后,在上海的敵偽漢奸殘余勢力逐步肅清,人民群眾要求民主,運動逐漸萌芽滋長,我得組織的同意,參加了民主運動,藉此,可以在黨的領導下,更好地團結各界各階層人士推動民主運動。

 開始活動時,我有三個小組織。一是鄰居十九號的張紀元及梅達君、趙樸初、林漢達等知名人士。二、是潘子欣、曹鴻翥、曹亮、錢瘦鐵、謝仁冰、馮少山等人士。三、是朱紹文、蔡禹門等許多六十歲以上的老人,也包括謝仁冰、潘子欣在內。每星期在蔡禹門處開座談會。有一次我將寫好了的一篇主張先民主而后統一,反對先統一而后民主的意見書讓一些知名人士簽名的時候,馬敘倫也有一篇上蔣介石書,他提出五個綱領,第一條就提出是“要統一軍政”,卻好與我的意見相左,故朋友將馬的意見書交來時我不簽名,而我的意見書傳到馬氏處,他也沒有簽名。但馬氏見簽名里有我的舊友謝仁冰,就去問謝意見書是誰人手筆,謝告知是我的手筆,馬氏就請謝介紹我見面,見面后稍有爭辯,但最后馬氏就把他上書的原意撤銷。約定先邀請雙方的朋友在廣和居開一座談會,馬氏方面出席的有傅雷、鄭振鐸、唐弢等,我這方面有林漢達、謝仁冰、張紀元等人,時值馬歇爾(駐華特使)要來中國,大家主張擴大座談會,多約朋友來參加。首次會議是在青年會召開,陳已生、許廣平、周建人、曹鴻翥、梅達君、趙樸初、馮少山等均到會。第二次會議時到會的朋友更多,當時就有人提議組織比較永久性的團體,于是定期在亞爾培路中國科學社討論組織問題,經過討論研究通過了簡章及宣言,宣言內容以我的意見書為主,刪去文尾,加上了幾句口號,作為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宣言。從此我就領導起民主運動來。但是對外仍推馬敘倫為民主促進會主席。我作為他的助手參與一切活動。后來我曾一席擔任民盟上海支部主任委員。

 一九四七年參加組織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,推選馬敘倫,盛丕華等知名人士去南京請愿,要求實現和平民主,并組織十萬人大游行,我擔任大會主席。      

 當年十月份,民盟組織被國民黨非法解散,國民黨反動派摧殘人民民主運動,逮捕進步人士,我也得到組織上同意與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去香港隱蔽。一九四八年五月,響應黨中央的號召,隨民主人士轉入解放區,參加沒有國民黨反動派在內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。

 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,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,我擔任財政部副部長。

我的一生經歷使我深刻地體會到: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,參加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,才能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發揮積極的作用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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